黑龍江省紀委監委對外發布，黑龍江省供銷協作社聯合社(下稱黑龍江省供銷社)原黨組副書記、監事會主任王桂芝因涉嫌利用職務便當，在工商註冊、工程承包、資金結算、貸款擔保等方面為他人謀取利益、收受巨額錢款等違紀違法問題，被「雙開」並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此前10天，已退休3年的該社原黨組書記、理事會主任張文明亦因嚴峻違法違紀問題被查。
全國供銷體系包含總社、省社、市社、縣社和城鎮底層社等多個層級。其間，中華全國供銷協作總社是全國供銷協作社的聯合安排，由國務院領導，歸於正部級單位，各當地省社則歸於正廳級單位。早年供銷體系在政府部分構成中較為邊緣化，變革開放後逐漸退出政府序列，一度被以為「無腐可反」。
而今供銷體系悄然壯大，生長為年贏利近500億元的「巨無霸」，並由於一再爆出的糜爛事情，從頭回到大眾視界。《我國紀檢監察報》曾記錄了這樣一個故事：2017年的某個冬夜，北京航天橋附近，一名身穿長款羽絨服、帽檐低垂的女子正在進行街頭買賣。她從驅車前來的兩名男人手上接過3個行李箱，裏面是1000萬元現金。女子的父親是北京市供銷協作總社原黨委書記兼理事長高守良。北京市供銷協作總社和北京晟弘凱恩公司共同開發建造豐臺區一處房地產項目。為拿下這一項目，晟弘凱恩公司許諾給高守良5000萬元酬金。「這個事，掙幾百萬要擔危險，掙幾千萬也要擔危險。相同是擔危險，那就掙個幾千萬吧。」高守良說，當年在黨的十九大舉行前兩天，他還接受了另一筆3000萬元的轉賬。
據《我國新聞周刊》不完全統計，近5年來，至少5個省級供銷體系一把手被查，逾10個地級市供銷社主要負責人落馬，單個地域還查出糜爛窩案。平常不顯山露水的供銷體系，為何成為糜爛高發區？
「對社屬企業監管不力」
供銷社誕生於50年代，曾是鄉村出產日子資料的僅有購貨途徑。1978年今後，跟著商場經濟的運轉，化肥、棉花等農資專營權被撤銷，供銷社失掉獨占優勢，一瀉千裏，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逐步淡出大眾視界。據微信大眾號「哈爾濱供銷」介紹，這一階段的供銷社多和一些負面詞匯聯絡在一起，「比如虧本、下崗、杯水車薪、歷史包袱沈重等」。1992年至1999年，全國供銷社累計虧本近450億元，很多供銷社破產、轉讓，580萬名員工中將近一半下崗、內退。
黑龍江人劉玄(化名)就是這個階段內退的。年輕時在哈爾濱五常市供銷社作業過的他說到，供銷社在縣城是長時間被忽視的科級單位。「看一個單位的地位，一是考慮其作業是否觸及全局，二是把握人財物的狀況。縣直各單位中，供銷社給我的感覺一直處於中等偏下的位置。」劉玄說，原以為供銷社缺少行政權利，已經無腐可反了。但本年黑龍江省社連續兩名要員被查，令他大為驚奇。
黑龍江省紀委監委9月1日宣告，黑龍江省供銷社原黨組副書記、監事會主任王桂芝被「雙開」並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相關通報提道：「王桂芝身為黨員領導幹部，對黨不忠誠不老實，為官不廉，甘於被『圍獵』，大搞權錢買賣，嚴峻違反黨的紀律，構成嚴峻職務違法並涉嫌納賄犯罪。」
僅僅10天之前，黑龍江省社已退休近3年的原黨組書記、理事會主任張文明落馬。履歷顯現，張、王二人的宦途軌道「前赴後繼」：張文明曾任職綏化市委副書記，後於2008年至2013年擔任黑龍江省社一把手；王桂芝則於2009年出任綏化市副市長一職，2016年走馬上任黑龍江省社黨組副書記，直至上一年12月被免職。
曾與張文明共事多年的一名黑龍江省社退休廳級幹部告知《我國新聞周刊》，在他印象中，張文明為人樸實，抉擇計劃相對民主，不過由於是當地官員身世，行政思維濃厚，「對供銷社主打的運營事務不是那麽把握，簡單出問題」。
作為農業大省，黑龍江省供銷社的主營事務包含農資、日用消費品、農副產品、再生資源四大體系，特別以傳統的農資運營為主。揭露信息顯現，該社於2015年前後確定了以「互聯網+供銷社」為核心的千億元開展戰略，計劃到2020年，全體系的銷售收入超越1000億元，要點是打造一個渠道，建造12項專業服務體系，構建百城、千鄉、萬村、百萬農戶服務網絡。
在此戰略下，黑龍江省供銷體系的開展勢頭迅猛。2014年全省供銷體系銷量總額為563億元，此後堅持每年10%左右的增速，於上一年提前完成銷售收入超1000億元的方針。據官網介紹，黑龍江省供銷打造出以倍豐農資集團、慶豐農資集團、昆豐農業開展集團、寒地黑土農業物產集團等為代表的社有骨幹企業群。
據前述黑龍江省社退休官員向《我國新聞周刊》泄漏，近年來慶豐、倍豐、昆豐等農資企業壯大的一起，「被整理出問題資金30多個億」。一位接近黑龍江省社的人士則進一步說到，張文明與王桂芝被查，與該社社有財物丟失有關。
黑龍江省社未回應《我國新聞周刊》的采訪要求，不過相關司法判定信息證實了社有財物丟失的說法。裁判文書網信息顯現，2015年黑龍江省社旗下企業松原市鑫巢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總經理呂夢南兩次移用本單位資金，合計人民幣1060822元。
黑龍江省社另一家企業——昆豐農業開展集團原法定代表人劉宏彥，則被指控在未按公司章程規則經股東會抉擇的狀況下，私行決議為其實控的興隆公司提供擔保，導致公司承當了5000萬元的連帶擔保責任。另一起判定則顯現，2016年起劉宏彥利用關聯聯系和實踐操控人身份，屢次批準昆豐農業開展集團向自己實控的天誠公司及關聯企業匯款、轉款、轉賬，形成天誠公司欠昆豐農業開展集團往來款項近7億元無法回收。
這些案情所涉事項，多與黑龍江省社農資運營這一主營事務有關。2016年黑龍江省委巡視組向省供銷社黨組反應專項巡視狀況時說到，該社存在「引進社會自然人利用職務便當牟取私益」「對社屬企業監管不力，形成社有財物嚴峻損失」等問題。
依照社章規則，黑龍江省社安排領導體系實施「兩會製」，其間理事會是社員代表大會落幕期間的執行機構；監事會對社員代表大會負責，是聯社的監督機構。前述受訪官員以為，張文明、王桂芝作為「兩會」主要負責人，對社屬企業財物丟失問題難辭其咎。
2017年3月，針對監管失職、社有財物運營辦理失掉操控的問題，黑龍江省供銷社提出，要切實加強對企業辦理權的操控和對企業嚴峻出資的操控。當年11月，該社原監事會主任王桂芝揭露表明，省社成立了社有財物辦理委員會，構建了省社機關和社有財物辦理委員會為主導的雙線運轉機製，完成了社企分隔、政企分隔。但是前述接近黑龍江省供銷社的人士以為，王桂芝等人的新近落馬，表明「社企分隔」「政企分隔」仍停步於口號。
直到2019年，該社企業監管不力問題仍未得到解決。本年5月，黑龍江省委第二巡視組向省供銷社黨組反應巡視狀況時，明確指出其「對債務問題處置不力」「對企業監管失責失察」等問題。
涉案多為一把手與黑龍江省社狀況相似，近年來多地供銷體系頻下糜爛「雙黃蛋」，包含四川省供銷社前後兩任一把手劉國成與青理東、內蒙古自治區供銷社原黨組成員唐利民和原黨組書記劉金水、唐山市供銷社主任蔡春奎和該市曹妃甸區供銷社原黨組成員張會生等。
當時供銷體系糜爛呈現出延伸趨勢，一把手涉案較多，窩案、串案頻發。據《我國新聞周刊》不完全統計，近五年來全國供銷體系落馬官員超40人，包含山東青島、臨沂、菏澤，浙江寧波，黑龍江哈爾濱，江蘇揚州、南通，福建廈門，河北承德，湖北荊門，廣西柳州等多地市社的主要負責人，以及北京、四川、安徽、內蒙古、黑龍江等多地省社的一把手。
2019年5月，北京市供銷協作總社原黨委書記兼理事長高守良案開庭，高守良被控納賄近1.8億元人民幣(其間1.1億元未遂)，涉嫌貪汙164余萬元、巨額財產來歷不明2000余萬元。「咱們跟他說話的過程中，他經常說，他就是這個單位的家長，每個決議都是正確的，要求下屬們無條件地遵守。」辦案人員提道。
一把手「一言堂」現象以及供銷體系糜爛頻發，除個人因素外，也與其內外部監管缺位相關。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曾撰文剖析：「供銷社財物系團體所有而非國有。在一些當地，當地國資委對其沒有資金監管的法定責任，上級監督缺少著力點；廣闊社員員工對供銷社的了解、參與程度低，不能進行有用監督；一些供銷社內部辦理製度不標準，班子成員內部的監督製衡作用無法發揮，導致一把手『一言堂』現象嚴峻。」
多地不謀而合地用「獨立王國」來形容供銷社監管缺位的處境。相關報導說到，寧夏回族自治區供銷社原理事會主任秦亞兵從不主動讓監事會、紀檢組參加重要會議，使得內部監督形同虛設。在北京市供銷協作總社，高守良相同把單位變成自己的「獨立王國」，人為架空監事會，導致社內監事體系難以發揮實踐作用。2014年8月，在高守良力主下，市社通過了為某公司提供4億元信用擔保的決議，但是該社一名黨委副書記過後卻表明，自己作為班子成員，「連公司的名稱都沒聽清楚」。
原黑龍江省供銷體系作業人員劉玄以為，一把手問題傑出，也與供銷體系理事會和監事會換屆頻率低有關。落馬的供銷官員中，劉金水擔任內蒙古自治區供銷協作社黨組書記、理事會主任一職長達13年，唐利民擔任副主任長達19年；二人相互勾通，貪腐時間長達20余年未被發現。劉國成則在四川省供銷社耕耘近40年之久，擔任一把手長達8年。
安徽的狀況相同如此。上一年該省供銷體系發生糜爛窩案，包含省社原理事會主任錢斌、理事會副主任唐慶明和崔繼華、省社下屬的安徽財貿職業學院原黨委書記耿金嶺等多名廳官被查。「省供銷協作社領導層長時間各自為政，分擔、分工範疇固定，人身依附聯系顯著，在經濟利益上相互牽扯。」安徽省紀委監委提道。
社有財物丟失嚴峻供銷體系的糜爛問題，既有同其他範疇糜爛問題的共性，又有其本身特點。
「和交通、財稅政府要點部分相比，供銷體系權利要小得多。它的糜爛和旗下事務緊密相關，一大體現就是『靠社吃社』。」受訪的黑龍江省委原巡視專員告知《我國新聞周刊》。中華全國供銷協作總社原紀檢組長佟寶君曾撰文剖析，供銷體系的糜爛高發現象與其進入全新的開展跨過期密切關聯：「面臨快速開展的局勢，咱們無法對項目、資金進行全程有用監督和管控，給反糜爛作業帶來困難和隱患。」
閱歷商場化沖擊的供銷社，如今再次成為我國農業流通範疇難以忽視的力量。據中華全國供銷協作總社官網信息，2018年供銷社全體系完成銷售總額5.9萬億元，完成贏利468億元，財物總額1.6萬億元。其間，農資、農產品、消費品、再生資源構成供銷社的主要收入來歷，贏利占比分別為15.7%、28.7%、17.4%、3.3%。除此之外，2018年供銷社全體系電子商務銷售額2998億元，金融服務營業額970.5億元，房地產開發運營額218.7億元……供銷體系正在不斷拓寬新的範疇，運營範圍從農業延伸到了物流、化工、房地產、電商、金融、轎車、石油等工業。
據官方介紹，上世紀90年代供銷體系墮入比年虧本，後得益於中央財務521億元的撥付款，逐漸剝離劃轉了519億元不良貸款。新世紀前期，供銷體系通過吸引社會資本、實施員工和運營者持股、體系內聯合重組等多種方式，推動社有企業改製。到2007年底，全體系縣以上社有企業數量為17730個，比10年前減少了37%，由10年前的虧本114億元轉為盈利96.5億元。
年4月，國務院確定河北、浙江、山東、廣東為供銷社歸納變革試點省，帶動全國供銷體系涅盤重生。」新華社報導說到。跟著2015年供銷體系在全國範圍內推廣歸納變革，供銷體系更是迎來跨過式的生長。
前述黑龍江省委原巡視專員向《我國新聞周刊》剖析，近年來正是由於供銷體系跨過式生長帶來贏利空間，誘惑著供銷體系的一些官員靠社吃社、設租尋租。「供銷社權利大小、職位肥瘦，和企業運營狀況相關。一方面，有些企業盡管黃了，但剩余財物特別廠房、網點，跟著土地的增值，租借贏利空間大了；另一方面，某些出產資料由於從前的專營形成必定規劃，加上國家方針的扶持，仍然活得挺好。」
供銷體系官員糜爛的一大共性特征，是社有財物的丟失。依據中華全國供銷協作總社原紀檢組長佟寶君2012年在全國多地供銷體系的調研結果，有的辦理失控，隨意擔保，巨額資金長時間外借，主要領導渾然不知，形成社有財物損失，「這方面發生的典型案子，觸目驚心，令人警醒」。
相關事例不勝枚舉。司法判定信息顯現，2014年9月至2015年9月，寧夏回族自治區供銷社原理事會主任秦亞兵未經團體研究，私行同意社有企業對外提供擔保或借款，致使中農金合公司名下房產悉數被抵押查封，鑫合公司、富華公司等社有企業承當擔保連帶清償責任2.13億余元，形成區供銷社財產嚴峻損失。
此前媒體報導，北京市供銷協作總社曾以期權出資的名義已累計借給河南裕華公司5000萬元，不久之後，審計部分發現該公司比年虧本，連利息都已支付不起。但是高守良收受該公司給予的價值500萬元股份許諾函後，又向其追加出資1億多元，由市社出資辦理中心為其非揭露發行4億元私募債券出具擔保函，終究導致市社4.6億多元資金無法回收。據《我國紀檢監察報》報導，高守良在職期間，「由於其隨意抉擇計劃、專斷妄為，總社負債率增加了9倍。到2018年底，負債金額已達182.76億元」。
整理事例發現，供銷社糜爛除農資、農產品、消費品、再生資源等傳統涉農服務範疇外，還延伸向土地租借、工程建造、融資擔保等範疇。這些範疇項目協作開發多，觸及資金數額巨大，糜爛危險高。
浙江寧波市紀委監委說到，供銷社項目協作開發建造、改製期團體財物處置、內部辦理等均是廉潔危險點。該市供銷社開發某地塊項目過程中，負責人蔣旭燦內定不具備開發實力的王某某為協作目標，導致數億元房產項目的協作開發權被王某某以5000萬元拿下。寧波市紀委監委介紹稱，當地供銷體系在項目協作目標挑選上把關不嚴，協作今後對項目運營狀況、資金使用狀況等又監管不力，導致投入的資金有去無回，團體財物很多丟失。
「財物丟失嚴峻的供銷社，就像沒人看守的菜園子。」前述受訪的黑龍江省委原巡視專員感慨。多名受訪者均以為，此種現象源於供銷體系特別的體系機製。
依據佟寶君的剖析，多年來供銷社一直處於機關、事業單位、群團、企業「四不像」的尷尬狀態：供銷協作社雖不是政府組成部分，卻承當著政府托付的部分行政辦理功能，又直接從事商場經濟活動；既是農人協作經濟安排，又都參照公務員辦理；既是團體所有製性質，自己安排收益，一起又吃著財務飯，由國家供養。佟寶君以為，這種特別體系和多元身份助長了部分幹部員工「撈一把」的思維，且給供銷體系帶來監管難題。
40余年變革困局待解「近年來，供銷社在深化變革中不斷調整定位，正在成為服務農人出產日子的生力軍和歸納渠道，『金字招牌』正在從頭擦亮。」上一年新華社的一篇報導介紹，5年來全國康復重建底層供銷社1萬多家，總數超越3萬家的底層社掩蓋了全國簡直所有城鎮。
供銷體系「金字招牌」的從頭擦亮，基於2015年以來該體系歸納變革的布景。201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關於深化供銷協作社歸納變革的決議》(下稱《決議》)。依據《決議》，供銷體系歸納變革的總體要求是「打造我國特色為農服務的歸納性安排」。有評論以為，供銷體系網點密布，有巨大的途徑優勢，是高層發力鄉村消費的最佳著力點，也是推廣三農方針、解決鄉村問題的不貳挑選。
變革的一個重要方向是底層社改造，加強對底層社開展的扶持。本年6月，中華全國供銷協作總社理事會主任喻紅秋對外表明，3年內力爭新開展底層社7000家，總數到達3.9萬家。
在黑龍江，據統計到2019年末，全省城鎮底層社總數926個，鄉村掩蓋率100%；鄉村歸納服務社8841家，掩蓋率達97.6%以上，比變革前增加65.07%；全體系共領辦農人協作社2899個。但是《我國新聞周刊》實地走訪發現，盡管黑龍江供銷社底層網點完成了全掩蓋，但實踐運轉狀況堪憂。哈爾濱五常市多名離退供銷社職工告知《我國新聞周刊》，康復底層社、領辦農人協作社是上級社分配任務，單個協作社做成功了，但多數浮於外表，無財物、無事務，農人參與的積極性低。
張君逸(化名)是五常市某城鎮供銷社剛退休不久的負責人，據他介紹，當地底層社自負盈虧，收入包含房子租賃和農資運營兩項，支出包含繳稅、人員工資等。「現在鄉村人口會集到縣城，鄉村固定財物越來越不值錢，房子租金上不去了。咱們社一把手月薪1000元出面，二把手還不到1000元」。
供銷體系康復重建底層社的舉動，引起了部分學者的關註。本年3月，中央黨校世界戰略研究院原副院長周天勇在《供銷協作社不宜涉足鄉村土地事宜》一文中說到，供銷社歸於計劃經濟時期的體系安排，並不適合於商場經濟安排體系的需要。「財務給他們錢，讓他們給農業鄉村農人做點其他惠民作業，要看投入的成本，會不會成為財務的沈重負擔；要預見這類的安排會發生的尋租和糜爛，會不會有既貪騙財務補貼，又危害農人利益的狀況出現；還要考慮派駐紀檢、監察、審計等體系和開支多大，監督供銷協作社不糜爛的成本多大。」
幾名受訪的供銷人士亦對供銷體系的變革成效表明擔憂。前述黑龍江省社退休官員向記者解說，在商場充沛競爭狀況下，社屬企業無法和民營企業匹敵；供銷體系作為官辦安排，存續幾十年來一直未能成為真實意義上農人自己的安排。
因此，作為國家推動「三農」作業、直接為農服務重要載體的供銷社變革是勢在必行的。國務院《關於加快供銷協作社變革開展的若幹意見》也明確指出，底層社是植根鄉村、靠近農人、強化為農服務的根本環節，「只能加強，不能削弱」。
一直以來，供銷社成為計劃經濟和商場經濟的混合體，並長時間搖晃於體系的變革過程中。黑龍江省社退休廳官告知《我國新聞周刊》，變革開放以來，供銷體系閱歷了三個階段變革：「80年代提出康復供銷社的群眾性、民主性、靈活性，90年代提出要將供銷社真實辦成『農人的協作經濟安排』，這幾年歸納變革，提出『為農服務』的協作經濟安排。」
他如此解說供銷體系變革困境：「供銷社是計劃經濟留下的尾巴，其變革也像其他部分或體系一樣，觸及有關利益集團，輕易動不了。變革的方針、理論與實踐脫節，於是迄今改了四十多年，有血沒肉，筋骨未動。」
「體系內部熱衷於擦亮臆想中的『金字招牌』，沒有對獨占運營的體系進行完全反思，一方面改造，一方面戀舊，乃至將供銷年代加以美化，這會帶來包含糜爛在內的一系列後果。」受訪的黑龍江省委原巡視專員提醒稱。
立異供銷協作社聯合社治理機製、理順社企聯系，是2015年以來此輪變革的另一個要點。「現在看來，歸納變革走入第五年，預期的方針尚未達到。」前述黑龍江省社退休官員以為，想要疏通體系機製、破除貪腐困局，供銷體系的變革之路仍然負重致遠。
